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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曙生:人道与治道

权利辞典  发布时间:2011-08-05 15:24:08  点击数:5199  【打印本文

《九三年》是法国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1793年这个充满疾风暴雨的时代,也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展开生死搏斗的年代。整部小说是一首优美的人道主义的赞歌,更是一篇充满着现代法治精神的现实主义经典佳作。作为法律主题人道与治道思想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处处折射出雨果伟大的法哲学思想光辉。 

    朗德纳克——人道主义精神的化身——人世间最高法律的立法者;郭万——法律的殉道者——守法精神的化身;西穆尔丹——严格的执法者——法治精神的守护者。小说中的这三个主人翁以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人道主义与国家的法治主义,阐释了法治的标准、意义与实现法治的方法。 

    法治的标准:人道与治道的统一。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不论处于不发达的农业文明时期还是当今发达的工业社会,人道与治道的统一实质表现为我们常说的天理、国法与人情这三个概念的互相统一或沟通。人道主义暗合了天理与人情的概念;治道蕴涵了当今法治主义的理想,表现为“国法”的追求。天理是自然和社会的法则,本质上是超越国法而又和国法暗合,违反了天理的法律,不是正确的法律;人情是模写天理国法,而又常和国法以及国法中的天理互相矛盾的,违反天理国法的人情是不值得维护的。以法学流派为标准,天理与人情属于自然法学派的范畴。中国的孔子和其早期弟子,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几句话,作为道德哲学的出发点,实质是对自然法的遵循;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开始,经历了近代的格老秀斯、霍布斯、普芬道夫和现代的富勒、菲尼斯、德沃金等等一代代伟大的法哲学家的努力,自然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上述共和国最凶残的敌人朗德纳克放任自己的生命而去抢救三个幼童,共和军青年将领郭万宁愿自己坐牢而放走了作为国家叛逆者的朗德纳克以及郭万的导师西穆尔丹虽然坚定地签署了对郭万执行死刑的命令,但随后开枪自杀,他们三者的行为都是对人道主义的固守,是对自然法的遵循。国法是国家生活的规范,本质上是超越人情而又常是合乎人情的。天理、国法与人情三位一体,三者的统一之处就是妥当的法律。完全而又正确妥当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当作法治标准的东西。 

    法治的意义与实现法治的方法。尽管人道与治道的统一是现代法治的标准与理想,但在现实的社会中,二者往往是脱节的。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自然法的兴盛与衰落,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进入实质意义的“严格法”时期,法学流派的标志是法律的实证主义。从凯尔森到当今的哈特、拉兹等,他们都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理论中均试图排除那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道德判断、政治偏见和社会学结论都应排除在外,这些因素对于法律制度的“科学”描述而言都是不恰当的。在法律的实践方面,法律实证主义者坚持严格的法条主义,对于执法者而言,排斥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严格执行法律规范。可以说,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严格的执法与作为国家公民的严格守法是现代法治应有的精神,前者是法治的意义,后者是实现法治的方法。在《九三年》中,尽管郭万放走了朗德纳克是一种违法的表现,但为了表明自己对国家法律的遵守,明知自己有着被判处死刑的危险,郭万仍坦然面对,履行了一个国家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再看西穆尔丹,尽管郭万是自己的“精神之子”,尽管他也知道对郭万判处死刑是反人道的,但他超越了个人情感的束缚,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安定性。可以说,郭万与西穆尔丹以自己的行为为现代法治的意义与实现法治的方法作了最直观的诠释。 

    从雨果1872年完成《九三年》的创作至今已近150年,但《九三年》中所闪耀的法哲学思想的光辉依然照亮着西方的法治前行之路。在今日的中国法治建设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刻,雨果的法哲学思想倒有点对症下药的味道。仔细研读这篇经典著作,我们仿佛能看到明日中国法治建设的理想图景。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来源:权利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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